我是中国人

作者:周荣初 来源:《故事林》

  一个人的一生是无法预测的。吴春山说:我是台湾人,被迫当过日本兵,投降后当了国军,起义当上解放军,回到台湾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

  一、被迫当上“日本兵”

  1943年9月18日,太平洋战争打了五年,日本军队已经出现败势。为了作最后的挣扎,日本政府到处强征兵员和民财,台湾作为日本统治的殖民地,也深受其害。当时,高雄县政府贴出布告,征召1000名16岁至50岁的男丁参加日军,100名16至30岁女子参加战地救护队。对这种告示,高雄县民众表示强烈不满,残暴的日军为杀一儆百,先杀了几个拒绝“应征”的,威逼百姓就范。无奈之下,一些年轻男女只好“入伍”。当时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都被强迫学日语,此时一穿上日本兵的军服,戴上遮耳盖的军帽,背起三八大盖枪,日本人和台湾人难分彼此。这批被征和台湾男女很快登船送往广西北海,那里是日军进出东南亚的重要港口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到了北海不到两个月,经过短期训练,男的编入远征突击队,女的编入日军护理队。在两支队伍里,有一个男青年叫吴春山,一个女青年叫陆秋花,他们都是高雄县里涛乡青水村人。现在吴春山被分配在突击队里烧饭,陆秋花在护理队当看护。吴春山生得聪明,做得一手好菜,特别是烧鱼,不管是红烧、清蒸、油炸,样样出彩,吃得那些日本兵经常“哟西、哟西”地叫好。

  一天上午,吴春山上街买菜,忽然听到小巷中有人在喊他:“春山,春山!”他回头一看是陆秋花,看她一脸焦急的模样,他马上放下菜担,走到她的身边。陆秋花含泪说:“春山,你快救救我。”春山忙问出了什么事?秋花说:“现在还没出事,不过马上要出大事了。”春山说:“现在没出事就好,你快讲个明白。”秋花把他拉到小巷深处,就一五一十地讲开了。

  日军战地护理队本该是个救死扶伤的地方,但那些受伤的日军官兵都把自己看成是为天皇立下大功的英雄,行为放浪不羁,看见女护理员不是要亲就是要抱,更有张狂的伤兵要奸污她们,搞得人心惶惶,几天下来不少女护理员受害。陆秋花年轻貌美,早有许多日军想占有她,幸亏日军护理队长山田中佐亲自下过命令,任何人不得碰她,否则军法从事。原来她早已被野田司令看中,认为她是个上等的处女,得由他亲自享用,过几天野田就要从桂林到这里来看陆秋花。这个消息本来秋花不知道,是一位日军少佐酒后说出来的,一个女护理告诉陆秋花,要她赶快设法逃出魔窟。秋花心想北海离台湾相隔千里,怎么能够逃脱?思来想去,只有去找同乡吴春山商量。春山听完想了想说,事情的确火烧眉毛,三十六计走为上计。可是走到哪里去?回台湾太远,在北海市区也无可躲避。他说前些日子他到过北海山岙中的必明庵,师太也是高雄人,名叫慧心。他乡遇乡亲,相见倍加亲切,二人相约以后多多走动,相互关照。现在看来只有陪秋花去投慧心师太,以求躲过一劫。他对秋花说,日军虽然疯狂,但对寺庙庵堂还算手下留情,较少侵扰。秋花听了点头答应,相约当天下午一时,乘护理队午休时到这里与春山相会,投奔必明庵。慧心师太慈悲为怀,救苦救难,当下收陆秋花为徒,改名永清,安排在法堂打杂抄经,尽量不与外界接触。

  再说野田司令一到北海,便急召陆秋花,要快活一番。哪知护理队长山田报告说陆秋花逃跑了,野田一听很恼火,连打了山田两个耳光,命令他亲自带人追寻。山田有苦难言,只好一个劲地点头。

  吴春山在远征突击队烧饭,虽不用上战场,但干的是苦差,起早摸黑辛苦不说,还常常要受日军的欺凌,就是发军饷,也只有日军的五分之一。他把这点钱积攒起来,偷偷地送到必明庵慧心师太那里,算作香金,算作给永清的供养费。慧心对春山很感谢,每次都是口念阿弥陀佛,双手合十致谢。永清更是感激在心,出家人虽然不言情爱、但她心里早已深深刻下春山的影子。

  战争越来越激烈,日军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,杀人放火,掠地夺财,但这一切只能激起中国军民更猛烈的反抗。一天,野田队长率领几个日本兵到黎安村派收军粮,老百姓闻讯马上转移不多的口粮逃到山上。野田见黎安村家家关门落锁,日军一无所得,非常恼火,下令点火烧房子。正在这时,一位老太太端着一大盆滚烫的稀饭泼到野田的头上,野田痛得嗷嗷大叫,拔枪要打老太太。老人身手敏捷,立即从后门逃走,野田找不到老人,发狠要烧房子,可是脸皮头皮痛得厉害,他只好先收兵回营治疗烫伤,打算过几天再来黎安杀人放火报仇。一晃就是一周,野田正在策划雪仇之事,收音机里突然传来天皇诏书,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。野田等日本官兵听到天皇下的投降命令,个个目瞪口呆,跪地大哭。八年抗战,以日军投降而告终,中国人民无不扬眉吐气,喜上眉梢,欢庆胜利。两天后,受降的国军来到北海,根据公告接受日军投降。

  吴春山一听到天皇的投降诏书,马上赶到必明庵去向慧心师太和永清报告。大家喜出忘外,商量下一步怎么办?师太说:“你们不是日本兵,顶多算是台湾籍被强征的日本兵,你们要向国军受降部队说明身份,求得自保。说来也是一种缘分,你们两人患难见真情,不如马上结婚,这样会更方便些,还是早日回台湾吧!”春山和秋花听了师太的话觉得很有道理,当即一一照办。

   二、投降当国军

  兵败如山倒,大量的日本兵集中在北海码头,等待上船回国。在受降登记处,相关人员查验吴春山和陆秋花的身份,结论是他们都不是日本人、日本兵,而是台湾人,在日军中服役是被强征入伍的,做的全是后勤服务工作,连枪也没有摸过。现在投降了,就按中国同胞的身份对待,遣返回老家台湾。吴春山、陆秋花都很高兴,等待乘船返乡。

  说来也巧,国军接收部队中有个团长叫张旺财,也是高雄同乡。他在查阅登记资料时,发现吴春山是台湾高雄人,当过多年的伙头兵。他立即派人找到吴春山,说目前部队中急需他这种懂行的人员,叫他留在国军中服务,待遇从优,让他老婆秋花先回台湾。吴春山心想过去被迫为日本人服务,现在能为自己国家军队效劳,为同胞烧饭也是一件好事,秋花听了也支持。他答应下来,日本兵转眼变国军,也是蛮风光的,何况张团长看在高雄同乡的情分上让吴春山当炊事班长,可管十来个人。

  不久庆祝胜利的热潮慢慢过去,部队进行休整。国军部队吃得不错,每星期可以吃两次肉,平时油水也不少,上下都比较满意。一天,张团长召吴春山到团部谈话,说是新任少将师长不久要到这里巡视,要在团部用餐。他要春山尽力准备,拿出自己的“绝活”,只要让师长吃得高兴,他重重有赏。张团长对吴春山有知遇之恩,当即满口答应,对张团长说,师长吃惯大鱼大肉,再上这些没有特色。前些日子他在北海富贵大酒店,结交了一个大厨,学到一门绝活,叫“醉海鲜”。这“醉海鲜”不炒不炖,不炸不蒸,用酒将海鲜中虾、蟹、泥螺等鲜活食材洗净后,呛在酒中,加上葱姜,虾、蟹、泥螺等食材被呛得半死半活,吃起来鲜美无比。张团长听了也感到新奇,但还是有点担心,问春山这样的生海鲜吃下去会不会闹肚子?春山说:“不会,我尝试过的。只不过这道菜对海鲜要求高,价格贵,一般人无法尝鲜。现在师长来了,我一定精心烹调。如果出了问题,任凭团长处置。”

  吴春山上街买了三种海鲜,一是梭子蟹,二是白中虾,三是中泥螺。洗净后将蟹放入小口的坛子中,加上盐、葱、姜、糖,特别加入上等三花酒,加盖密封,一周后即可直接取食。活虾装在盘中,盖上葱、姜、香菜,加上三花酒,用大碗倒扣盘上,浓烈的白酒把白虾呛得昏昏然,过一小时即可生吃,所以此菜也叫“虾生”。精彩的是此虾鲜香无比,有一些生命力强的虾不甘束手就擒,尽平生之力活蹦乱跳作最后挣扎,结果跳到桌上,让人看了情趣盎然,食欲大开,因此有人又称此菜为“满台跳”。醉泥螺做法简单些,洗净加糖,用白酒浸泡,五天后蘸醋即可尝鲜。吴春山先做好这三样醉海鲜,请张团长试吃。张团长一吃连连夸赞,说吴春山这一手的确绝妙。

  不久师长来部队巡视后,在团部用餐。宴席上有三杯鸡、荔浦芋头夹肉等名菜,还吃到海上的醉虾,真是鲜美无比。他是美食家,一只只醉虾让他轻轻吸尽嫩肉,头壳无损,排在桌上还是一只只完整美观,引得同席的军官连连叫好。师长对张团长的用心接待深表满意,不久,张团长升任为副师长。张副师长升官后没有忘记吴春山,提拔他为少尉军需官,还是管伙食的这摊事情,并奖励大洋10块。吴春山很高兴,马上写信给远在台湾的妻子陆秋花,把奖励的10块大洋和积蓄下来的薪金共20块大洋全部寄上,期盼赶走日本兵后天下太平,夫妻早日团圆。

  抗日战争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成果,功在千秋。胜利后,老百姓也过上了一段安居乐业的日子。但好景不长,吴春山所在的国军第88师接到上峰命令,要到桂北山区收编当地的独立团。这个独立团本是一支少数民族抗日自卫军,有800人,抗战时与88师并肩作战,打得日军不敢进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,抗战胜利后,仍在当地保境安民。不知为什么,战友成了敌人,国军仗着势大,要以大吃小。后来吴春山听上司说,这支队伍已被“赤化”,共产党已掌握实权,所以要前去收编,收编不成就要讨伐。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?吴春山想不通,不过也无可奈何,谁叫他只是个伙头军呢?

  一次“剿匪”进攻桂北岩上村,国军依仗人多势众,把民族自卫军困在山上,自卫军饥寒交迫,处境困难。吴春山没有参战,只管烧饭。部队长时间讨伐攻克不下,只得离开岩上村。撤退时,吴春山故意将三担米偷偷留在住户家中。后来自卫军和老百姓回村,看到这么多大米,高兴得跳起来,赶忙生火做饭,饥饿的人更觉饭香,有的百姓说这是菩萨保佑,上天赐福。吴春山当然不会听到这些,但他心里明白,都是同胞兄弟,何必手足相残。他做了这件好事心里很舒服,但不敢对别人讲起。

  又过了一段时间,局势越来越不稳,内战烽烟四起。吴春山想退伍回台湾高雄老家,与妻子团聚,一打听,此时局势混乱,去台湾十分不容易。他专门去问过已升为正师长的张师长,张师长说,国共还有和谈的可能,不打仗了,你回不去可叫妻子来看你,不要急。吴春山日益思念妻子,一心盼望国共和谈成功。

  可惜不久国共和谈失败,国民党“划江而治”成了梦想,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气势如虹,远在广西的88师接到上峰命令开往湖南,上万人马长途跋涉,累得官兵叫苦不迭。吴春山不知军队为什么要北上,去问张师长,张师长说目前形势严峻,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一切听上峰的。春山不得要领,无话可说。

  部队开到衡阳,还未得到整休,上峰又来命令,要连夜开拔至长江南岸,加强江防。军队里人心浮动,不少人怕去送死,张师长等高级军官也忧心忡忡,进退两难。正在这时,当地地下党给张师长送来密信,叫他为全师官兵安危着想,停止前进,放下武器,弃暗投明,并答应只要真心起义投诚,解放军会善待大家。张师长考虑再三,连夜召集师、团级军官密议,终于达成共识,走向光明之路。吴春山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,88师终于有了一条光明出路。

  三、起义当了解放军

  起义以后,国军88师被妥善安置,张师长当上了解放军66军的副军长,其他官兵都有相应的安排。像吴春山这些台湾来的官兵一时回不了老家,就安排在解放军中服役。吴春山军衔是少尉,量才录用,还当伙头军。解放军军纪严明,爱兵如子,官兵一家,在这样的人民军队中生活,吴春山处处事事都感到新鲜、温暖、舒坦。两年后,全国除台湾以外先后解放,张军长转业到地方,当了长沙市的副市长。吴春山本来可安排到工厂当工人,他想想自己出身农家,还是到国营农场工作来得熟手。于是被安排到一个大型农场,当了农场食堂管理干部,还做买菜、烧饭的老行当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。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,农场里开始清查每个人的政治历史,吴春山向场部交代了自己在日军、国军中当过伙头军的事实和起义的经过。场里有人说他是“人物三开”(日军、国军、解放军中都吃得开),要他交代清楚。吴春山说:“我当的都是烧饭兵,还有一手烧菜的好手艺,当然吃得开。但我从未拿过枪,打过仗,够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军人。我不懂什么大道理,但良心还是有的,对日本鬼子会恨,对同胞兄弟会亲。”他在交代中还特别提到当年他在岩上村留送300斤大米给民族自卫军和老百姓的事,这也是他对同胞的善心和诚意的证明。尽管他拿出起义投诚人员证书给审查他的人员看,但他们还是不放过他,说他有复杂的历史问题,一定要调查清楚。吴春山交代了一次又一次,讲来讲去总是那么些事情,尽管讲得口干舌燥,激进的审查人员总是不放过他。他被搞得筋疲力尽,每当夜晚想起远在台湾的妻子,他总是用被子蒙住头,哭了一次又一次,只怨自己抗战结束后没有和她一起回台湾。

  一天,市委书记和副市长要到农场检查工作。场领导非常重视,在哪里听汇报,在哪里看现场,准备走访哪个场工家庭,都一一作了周密的安排,只怕有什么疏漏会让领导不满意。当农场书记汇报到当前镇反运动的进展时,举“三开人物”吴春山为例,讲他如何如何的不老实。市委书记听了,眉头一皱说:“你们把要革命的起义投诚人员和反革命混为一谈,这是违反政策的,要马上停止这种审查。”张副市长说:“要抓住运动的大方向,不能做违反政策的事。你说吴春山是‘三开’人物,他在台湾是被迫当上日本兵,投降后当了国军,以后又起义参加解放军,每一步都清清楚楚,他只是个不拿枪的伙头军。你说他‘三开’那么我更是大大的‘二开’人物,我当过国民党的团长、师长,解放后当上副军长、副市长,比起吴春山来官职要高得多、大得多,现在我不是学习、工作、生活得很好嘛。吴春山是我的老部下,我了解他,他是个好人。”市委书记接着说:“你们不要草木皆兵,不要扩大化,不要再让吴春山这样的好人受委屈,让他赶快上岗工作吧!”农场书记见市领导发了话,马上答应立即落实。

  吴春山劫后重生,他觉得共产党实事求是,合情合理,他要加倍努力工作,为农场增光添彩。张副市长后来又专门找吴春山谈过,说春山若在农场干得不开心,他可帮助调整一下他的工作。吴春山说谢谢领导好意,我还是在农场干吧!

  上世纪60年代初期,吴春山曾收到过妻子陆秋花的一封平安信,说她和儿子在台湾生活安顺,千盼万盼只盼一家早日团圆。吴春山想尽各种办法,求亲靠友,给妻儿寄过一封信,什么都不说,只在纸上写了八个字:日夜想念,平安是福。

  吴春山真正的厄运发生在十年动乱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他不是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,但“三开人物”的旧事又被重提,大字报一张又一张,大问号一个又一个,被关入牛棚,边劳动边交代。举目无亲的吴春山想到了老领导张副市长,他对农场造反派说:“我是怎样一个人,张副市长很清楚,你们可以去问他。”造反派说:“张副市长已经被打倒了,他自身难保,还能来保你?你不要做梦,‘三开’、‘二开’人物在这次运动中都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,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!”吴春山想不到连副市长都被打倒了,这样的革命他没有经历过,最后结果如何他也搞不清楚,既然张副市长也难逃一劫,吴春山这个他麾下的伙头军还有什么可说的。他苦苦一笑,心想一切听天由命吧!

  闹轰轰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的时候造反派还是一派掌权,不久,相互间为权力争得不可开交,一派分裂成两派,先打派仗,后搞武斗,连民兵的枪支都抢出来武装自己,打得血肉横飞。到这个时期,吴春山这个“三开人物”再也无人管了,农场里良田无人种,作物无人收,连食堂也关了门,场工都各自开火做饭。吴春山是多年的伙头军,自己烧点吃吃没有什么困难,他当逍遥派,不参加也不支持什么山头、派别,反而过上了一段安稳日子。“醉海鲜”的绝活他已停做多年,此时他悄悄地买来小虾、小蟹,加上白酒、姜葱,关起门来美美地吃过几次。

  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,武斗被解放军制止,两派不能再打派仗,生产在逐渐恢复,大乱得到大治。特别让吴春山高兴的是他听说张副市长复出后官复原职,他觉得希望来了,他再不用没完没了地交代问题,可以为农场员工服务。

  张副市长得知吴春山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境遇后,认为把这样一个好人丢在农场里受不白之冤是不公道的。于是他出面协调,将吴春山调到自己身边的工作单位,在市政府机关事务局小食堂当伙头军,下厨为机关干部员工烧饭、做菜。吴春山如鱼得水,心中暗暗感谢老领导的关照。

  四、我是中国人

  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政策深得民心,对台工作也大有新意,一些当年释放的“战犯”回到台湾探亲访友,台湾当局也开放大陆赴台的老兵回大陆探亲。这种良性互动使陆秋花、吴春山盼到了夫妻团圆的机会,陆秋花携子先访大陆,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丈夫吴春山,久旱逢甘霖,两人欣喜万分。陆秋花告诉丈夫,当年她回到高雄老家后,先是种田,后开杂货铺,从贫困一步步走向富足。有一年高雄遭受强台风袭击,她不忘乡亲,连续施粥三天,让数千人得到温饱,一个女人有如此义举,当地百姓都对她赞不绝口。以后她用积蓄扩大生意,开了一个超市,生意相当红火。秋花教子有方,把儿子培养成材,儿子台大毕业后在高雄一个计算机研究所工作,成果卓著,现在她期盼春山早日回台湾,共度幸福晚年。对妻子这一要求也是他心中的愿望,于是他当即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返回台湾故乡定居。张副市长对他们夫妻的这一愿望,十分支持,出面为吴春山回台之事进行协调。

  不久吴春山返台之事得到批准,人民政府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,还特别批给他一笔丰厚的安家费,吴春山十分感动。在妻子陪同下,他经广州到深圳,转道香港回到台湾。临离大陆时,张副市长对吴春山夫妇说:“我今天还特地把广西北海必明庵主慧心师太也请来了,她是你们的老朋友,与你们有特殊的情义,让她来送你们,给你们一个惊喜。”当久别重逢的春山、秋花与慧心相见时,师太和秋花紧紧拥抱,久久没有分开。

  时代在不断进步,吴春山看到家乡高雄的变化也很高兴。他和妻子商量,把人民政府发给他的安家费全部投入超市,扩大营业面积和经营品种,惠及千家万户。

  经过春山夫妻几年的打拼,超市生意越来越好,吴家已在当地小有名望。一天,三个日本人登门造访吴家。春山问其来由,为首的野田一郎说:“我是野田的大儿子,是日本广岛人。反对日本再发动战争,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。我们几个社团经商量后,为了对当年参加日本战争和生还的日本士兵表示关切之意,在民间筹集到一笔资金,打算用来慰问当年的老兵。经查阅当年日军的花名册,看到吴春山和陆秋花的名字,得知你们二人均还健在,故特地上门慰问。按慰问金发放规定,战死沙场的每人可得慰问金300万日元,由家属领取,至今健在者可得100万日元。你们夫妻都健康在世,所以应得200万日元。希望你们在收款单据上签名领款。”

  对这三位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,吴春山和陆秋花均感到十分意外。他们一时不明白日本人发慰问金是什么用意,是真的关心还是别有用心,于是吴春山请日方野田先生等先品茶小坐,叫妻子到内房商量。两人经仔细分析,认为日本老兵既是战争的加害者,也是战争的受害者,现在慰问老兵也算是件好事,但这几个日本人把他们两位台湾人当成日本人了,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当年他们和许多台湾年轻人一样被强征入伍,本来就不愿意,何况他们在日军中是被当作下等公民使唤当炮灰,甚至要献出贞操和生命,绝不是真正的日军士兵,更不是日本人!所以他们回到客厅后,由吴春山向来客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想法,结论只有两句话:“我不是日本兵,我是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!”

  野田一郎等人听了很吃惊,说:“给你们慰问金你们竟然不要,太让人意外了。”陆秋花说:“一点也不值得意外,因为我们不是日本兵,更不是日本人。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”

  三位日本人听了这对夫妻的表态,茫茫然呆坐在沙发上,都感到奇怪,天下还有不爱钱的人。秋花给他们续水,补充了一句:“你们如果一定要送钱慰问,还是把钱送给在战场上被日军害死的台湾籍老兵家属吧!”

  (责编:何碧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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